亚太经济时报_独家报道

北环岑村站62桶化学品泄漏

    （亚太经济时报 记者 潘瑜） 2006年12月14日下午15：16，一辆运载62桶化学物品的重型货车在经过广州北环岑村站出口前，由于违章运载，捆绑绳索出现松动，车上化学品全部翻落在地。北环现场工作人员即刻致电监控中心，要求派车过来支援。监控中心请示交警部门是否封路，在交警赶来之前，车辆继续通行，这时，现场泄漏的化学物品突然冒起了白烟。
    据司机介绍，62桶化学物品为苏联产的水合联安，对头部和眼部刺激作用，具有强碱性和腐蚀性。
    北环立即派出一辆消防车、一辆巡逻车和两辆救护车前去支援，领导也前去现场控制。
    经过向交警请示，目前岑村通往华南快速路线的道路已经封锁，禁止通行，车辆全部改走科韵路，事故并未造成大塞车。

凯雷入股徐工新方案签署 持股比例由85%改为50%
外资并购装备制造业 想说放心不容易

■作者：本报记者 鲁宓
■文章来源：亚太经济时报第1782期
■一切版权归亚太经济时报所有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和基础，综合国力的根基。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装备制造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正当中国积极地融入全球化，向世界敞开大门的时候，外资也加快了抢滩中国的脚步。在这当中，外资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并购尤其令人关注。

有媒体报道，凯雷亚洲投资基金(下称“凯雷投资”)入股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下称“徐工机械”)的新方案已在北京签署，且正在上报有关部委。16日，商务部正式听取了徐工集团有关方案的修改意见。

凯雷投资入股比例从85%改为50%
同日，徐工机械子公司S徐工(000425.SZ)发布相关公告称，凯雷投资入股比例从85%改为50%；S徐工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后，凯雷投资承诺的交易价格将不会改变。
公告称，徐工集团、凯雷徐工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凯雷徐工”)、徐工机械于2006年10月16日签署了《股权买卖及股本认购协议》之修订协议及《合资合同》之修订协议。凯雷徐工将拥有徐工机械50%的股权，徐工集团仍持有徐工机械50%的股权，徐工机械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公告还提到，凯雷徐工将在本协议项下的交易完成及对徐工机械股份(下称“徐工科技”)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如适用)履行完成后，促使新公司(指改制后的徐工机械)开展对徐工科技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并由新公司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其承诺不会因上述股权分置改革事宜而改变或调整本协议项下的交易价格。

10个月前的风波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3月，1997年4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120家试点企业集团，是国家520家重点企业，国家863/CIMS应用示范试点企业，2005年实现营业收入170亿元，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
早在2005年10月25日，徐工与凯雷签署“战略投资协议”，凯雷注资3.75亿美元，获得徐工机械(徐工机械作为徐工的改制平台，与徐工集团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85%的股份，徐工集团保留徐工机械15%的股权。后经双方商定，凯雷承诺先以约人民币20亿元收购徐工集团持有的徐工机械82%股份。但双方在凯雷以多少资金增资徐工机械2.42亿元资产(约占3%股权)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出台了一个“对赌协议”，约定如果徐工机械2006年的经常性EBITDA(利息、税项、折旧、摊销前的收益)达到约定目标，则凯雷出资1.2亿美元溢价收购徐工机械2.42亿元资产；若徐工未能达标，则凯雷仅出资6000万美元。2006年1月，国际资本大鳄凯雷集团并购徐工集团(曾经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制造”，以下简称徐工)的方案已通过了江苏省国资委审批，商务部和证监会的最终批复通过也指日可待，历时三年的徐工改制将尘埃落定。
凯雷收购徐工的方案一出炉，立即在业内引起了巨大反响。“需要警惕的是跨国公司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强势渗入。”厦门厦工董事长王昆东认为，以跨国巨头图谋的不仅是中国市场，而是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整合”中国市场和资源，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确保其在全球市场的绝对优势。“如果不积极应对，那么我们的装备制造企业将沦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加工车间。”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更是言辞激烈，多次发表言论质疑这一并购，“优势产业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资本，如果弱势的不能生存、优势的又被卖掉，中国经济的前途在哪？强国梦靠什么实现？！”

新收购价格尚不明确
新公告中并没有涉及凯雷投资入股徐工机械50%的新收购价格。
新华社报道称，新方案继续延用凯雷公司在原竞标方案中确认的徐工机械股权估值，即“对徐工机械100%股权的估值为36亿元人民币”，通过了江苏省国资监管部门的审核。
凯雷徐工专为收购徐工机械成立，是凯雷投资的子公司。
另据了解，凯雷投资在新方案中已经取消了原方案的旨在扩充凯雷投资持股比例的“对赌协议”。“毒丸”计划以及改制后的新机械合资项目引进并未作相应的修改。
国庆节以后，徐工集团召开了董事会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新的修改方案。据记者从上述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去年12月，公司将原方案上报国家有关部委之后，双方一直在考虑修改收购股权比例的问题。7月18日,商务部会议室里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商务部、工商总局、外汇局、税务总局、证监会、国资委等官员出席。接受提问的则是江苏省及徐州市的政府官员，以及主角徐工集团。

装备制造业企业改革转制须谨慎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国宝日前表示，在处理国有装备制造业企业改革转制问题时，要注重培育和保护我国多年来形成的重大技术装备自主研发制造体系。防家重大技术装备任务、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简单地一卖了之。他指出，当前，我国装备制造行业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个不良倾向，不少地方把向外资企业出卖国有股份作为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而且优先出卖具有竞争力、经营效益好的重点骨干企业或企业优良资产，个别地方政府甚至极端到非国外公司不卖与此相呼应，一些跨国公司加紧并购我国装备制造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力图控制企业经营权，最终达到消除竞争对手、垄断我国市场的目的。如果任由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国家将失去对装备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和国防体系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装备产量和技术水平双提高的同时，装备制造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企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一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正在茁壮成长，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加强，产品出口的档次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一些企业已经率先走出去兼并重组有技术有品牌的国际知名企业。
我国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取得的成就，为其他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目前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中，80%以上为国产机组，特别是近几年新建的60万千瓦机组基本上是国产设备。国产设备具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在电力、钢铁、石化等工程建设领域，国产装备价格一般较进口同类设备低1/3左右，采用国产设备大大节约了工程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国内装备制造业参与国内市场竞争，有力地牵制了国外公司报价。例如大型石油炼厂加氢反应器，1980年代国际市场每吨价格1.3万美元，国内制造企业水平提高并参与竞争以后，现在已降到每吨6-7千美元。而且，国内装备企业参与竞争后，国外跨国公司从自身长远发展需要出发，调整了在我国的经营战略，变单纯输出产品为主转变为技术和产品同时输出，有的开始在中国投资设立研发机构。

外资并购新规：保护经济安全力不从心
9月8日起正式实施《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从诞生之初，就被视为是对外资频频发动“斩首行动”的正面回应和规范。虽然第一次在部门规章中对于经济安全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也有人认为，《暂行规定》距离保护经济安全的初衷还很远。
“我通读了一遍《暂行规定》，感觉非常粗糙。《暂行规定》仅是对程序性文件的完善，跟我想象的建立经济安全的管理机制有一定的距离。”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评价。他说，《暂行规定》要求，对于行业主导企业、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职工人数超过2000人的境内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转移的，或者可能存在其他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的外资收购，都必须向商务部进行申报，但是却没有《产业指导目录》与之对应，重点行业、老字号、驰名商标都没有明确的标准，给操作中的鉴定留出了太大的空间。
向文波认为，经济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中国迫切需要建立经济安全管理机制。首先，外资企业引进技术在中国引进技术总额中约占50％，外资企业出口约占中国全部出口60％，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8％是外资企业实现的。一方面，外资利用中国会计体系的漏洞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得到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对人民币升值施压，事实上是使购买的中国资产升值。徐工事件标志着中国国企改制已经进入大型国企时代，如果这种势头不能遏止的话，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其次，建立经济安全管理机制与市场化没有冲突，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都有一套经济安全的管理体制。再次，《暂行规定》虽然号称六部委联合制定，但国资委和发改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商务部才是整个规定的审批部门。作为一个仅是负责外资管理的程序性审批部门，由商务部来包办国资委和发改委等多个部门的事情，商务部能否承受专业性如此之强、工作量如此之大的工作？审批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是否有保障？
“越俎代庖会力不从心的，以商务部为主导的六部委文件代替不了国家经济安全的管理体制。”向文波说。
“《暂行规定》有三大特点。一是对原有条文进行了梳理；二是在国家安全和垄断上设限；三是有一定的工作流程的规定，虽然还不完善。”万盟投资总裁李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的方向已经出来了，至于到底怎么开听证会？以什么标准确认老字号？实际上是操作流程问题。如果谁对并购有异议，可以到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局、证监会、外汇管理局上告，然后再召开听证会进行辩论，几次下来，操作流程问题就解决了。
李肃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在《并购法》和《反垄断法》缺失的情况下，没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即便定价不合理，明显被低估也不追究责任，这暴露出监管的不足。
卖企业并可怕，但是政府应该建立机制，卖出最合理的结果，通过卖提升中国竞争力，使中国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主体都应该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反收购和收购都应当进入法律程序，存在什么不合理都可以上告。

外资并购最活跃的领域
从食品、日化行业到装备制造业、服务行业，近年来，外资并购事件在我国屡屡发生。不过，外资并购并非我国独有。
　 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基于对资源共享的考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逐渐兴起的一种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外资并购在全球得到迅猛发展。数字显示，上世纪90年代，外资并购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2％，远远超过全球对外直接投资15.1％的平均增速；90年代中后期，外资并购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已达70％－90％。因这一方式能给引资东道国带来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一些国家来说，并购已成为其主要引资方式。
吸引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发生在我国境内的外资并购份额也日益扩大。并购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大领域：
一是能源生产、基础材料工业领域的并购。从2003年开始，金属冶炼、钢铁、水泥、化工原料等材料工业成为主要的高增长领域，海外资金对国内相关领域的投资活动进入活跃期。
二是机械制造领域的并购。近年来，轴承企业、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的收购，以及目前沸沸扬扬的徐工收购案，就都发生在机械制造领域。
三是具有巨大市场规模和长期增长潜力的食品、消费品生产领域。
四是新技术服务和正在逐步兑现加入世贸组织承诺走向开放的商业、金融服务业领域。

“斩首行动”引发国家经济安全之忧
在并购的诸多模式中，有一种模式被形象地称为“斩首行动”——选择弱势行业里的龙头企业，通过并购获得其控制权，控制该行业某一个地区甚至全国的生产。这一跨国并购模式正引起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
有专家指出，一旦越来越多的中国行业龙头企业被跨国公司并购，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明显下降。如果听任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自由发展，中国将会出现核心技术缺乏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并购问题专家韩彩珍认为，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最大负面效应是市场垄断的威胁。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我国企业后，凭借其雄厚实力逐步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对我国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
工商总局此前的一份题为《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的调查报告指出，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状况非常突出。跨国公司正在利用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扩大垄断地位。资料显示，中国多个行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在华跨国公司的份额不断上升。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在华跨国公司所占据的市场份额都在1／3以上。

■作者：陈万斌
■文章来源：亚太经济时报第17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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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饱受摧残的胡风下世了，想不到的是他死后还遭难定论而无以盖棺这一劫，国内人们因后怕，一片寂然。胡适的同怀知已、一向不合时宜的聂绀驽仗马一鸣，愤然写下了：“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悲怆名句。聂先生的诗句虽是白描，其冷峻、犀利、深刻，无以复加地揭示了那个时代“死”和“悼”都不可偏离“政治正确”这个主题的无奈和残酷。

二十年虽说只是弹指一挥间，世事变幻却如白云苍狗。今天“死”当然无所谓“政治正确”，即便是畏罪自杀，也不会有“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鞭尸，这无疑是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而“悼”的“政治正确”界定似乎也日益淡化，即便是一个杀人犯明正典刑，他的亲朋们私祭，虽会招来少数人闲言碎语，但大多数人尚能理解包容，这无疑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最近发生了一件忒邪乎的事，我觉得无论你是如何的开通，心里也难过这个坎。据报道，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时开枪自杀。事发后，该局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有百多人参加，局长介绍生平，宣讲政绩，还组织30多辆车为其送葬。这段文字明白告诉人们，无论是从主祭参祭者来看，还是从祭辞来看，这应该是公祭。而公祭的对象又是一个被调查的腐败分子。虽说当今怪事层出不穷，但如此玩法，不得不让人一叶落而惊天下秋。

“说明我们个别领导同志对反腐问题麻木到什么程度，政治敏感性低到什么程度。”这是宜昌市委书记李佑才对这件事情的批评，这一批评标准当然是“政治正确”。以书记的身份说属下这样出位事也恰如其分。但我以为，书记之遣，并不是诛心之言。问题也未必全如书记所说，是纯粹的“麻木”和“不敏感”，在一体的另一面可能正是“敏感”和“不麻木”，康德所谓二律背叛定律，说得正是此象。

记得我生活的那个村庄，1970年代人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没有一人触犯刑律，1980年代不断有人进监狱，1990年代就有人大张旗鼓地为出监牢的人接风洗尘，进入21世纪了终于见到了有坐过监的人当了村长。我总觉得这事挺别扭，但不知所以然，后来从吴思对历史的博解宏拔中多多少窥见了一些密码，才知道这即便不是社会从盛到衰的草蛇灰线，也应是价值观兑变的蜘蛛马迹，社会正义与邪恶力量变化的折射。这与吕传军的葬礼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我看来内在逻辑的贯通彰显明甚。试想，吕传军的“老顶”虽为芥末籽般大的风尘俗吏，也不至于这么不讲政治，颟顸到不顾饭碗的地步。在我看来，在他眼里明规则不可忽略，潜规则他也一定要遵守，既然明规则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虽吕畏罪自杀，并未见撒销荣誉、职务之类的文件）。这就为按潜规则办事留下空间。公祭了吕，至少可以表明我是讲义气的，而当今人情大如天，义气重如山是不争的事实，一个主官是否讲义气，是下属是否追随的重要标准。如此左右一权衡，冲动就上来了，就自觉不自觉地有了这出以装薰之器装莸、用公祭祀贪官这一出。公器私用，严重到何种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自三国时东吴的虞翻起，中国崖岸高峻、自拔流俗的知识分子总喜欢以“死以青蝇为吊客”自许，尽管鲁迅先生葬礼举世震悼，沪上空前，但鲁迅先生生前也常常以“死以青蝇为吊客”自嘲、自傲、自励。自古圣贤皆寂寞，于今为最。当下死个把虞翻之流，落得青蝇为吊客，恐怕是常态，像聂绀驽这样深悲不平的不说绝无仅有也应十分罕见。如此一来，我想，畏罪自杀而得以风风光光配享公祭吕传军副局长如果九泉有知，也可大慰平生了。

10月17日是联合国第14个国际消除贫困日

■作者：萧　睿
■文章来源：亚太经济时报第17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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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导，最近有几位非典时期涌现出的抗非典英雄竟因贪污受贿而相继落入法网，有分析称他们是变质了。仔细看了他们的犯罪过程，发现其收受贿赂的行为并非始于非典后，而是非典前。看来腐败不是因为当了英雄后的自我放松，而是先进的评选机制有问题。

据说非典是食性太杂的广东人吃野味果子狸惹的祸，所以广东人一度灰头土脸。针对广东人渐有被妖魔化的倾向，自我提升形象的的方式就是批量制造英雄，和批量发行自辩书。有一本《其实你不懂广东人》的书就从六个方面为广东人的文化形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该书称广东人沉默是因为他们认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广东人不是没文化，而是有自己的岭南文化，二十四史中绝不缺乏岭南人物的身影；广东人不是暴发户，因为已经从容淡定地埋头赚钱发了千年；广东人没有“饱暖思淫欲”，离婚率低，家庭结构十分稳定就是明证；广东人不迷信，拜神只为求个心安；广东人不是好吃，而是为了成就岭南文化一大亮点——美食。

身为广东人，当然希望中国其他各省的人都认为广东人拥有高雅文明的文化，但这种没有逻辑的自恋型辩护方式，就如那莫名其妙树起来的英雄一样，不仅没能树起广东人有文化的形象，反而更见浅薄。广东人说话嗓门大，日常说话亦如吵架，这可能与白话方言的发音方式有关，不是广东人的错。可惜大嗓门在政治上却沉默了。广东人目光短浅的功利政治观使得他们在主流政坛上少有发言的机会，所以总是开风气之先，而无持续发展之势。我们有岭南文化，近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有很多是广东人之说，让人想起“我们祖上也曾经阔过”的阿Q。而广东人已经发了一千年，只怕是广东人自己编的历史。至于离婚率低，家庭结构稳定，更是笑话。潮汕地区倒是不乏这样的案例，妻子发现丈夫包了个外省的发廊妹，不会离婚，而是贤惠地说，再找一个可以，但要找一个本地的好人家的女子。刚到广东的人一定会诧异家家都有的神龛，原来那只是求个心安，往文化里说，那是请了个常驻家中的心理医生。另外，现在敬神的红腊烛已与时俱进成电光的。凭吃成就了一种文化，世界上也就是中国和法国。广东人更是把“吃文化”发挥到极至，成为岭南文化的一大亮点，着实不易，值得大书特书。非典期间，广州的各类大小饭店依然是食客云集，广东人的从容淡定可略见一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视死如归赴酒家的从容淡定让“全国刮目相看”。

其实，广东人的优点也正是其缺点，你很难区分清楚。妄自非薄，盲目夸大都大可不必的。比之中原文化积淀深厚的北方城市，广州的生活更轻松自由，发展机会更多，这就足够了。记住，英国在各方面都赶不上美国后，就只能靠嘲笑美国的历史文化短浅聊以自慰。

■作者：陈万斌
■文章来源：亚太经济时报第17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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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无疑是孔子最高理想和终身追求。惜哉，悲麟泣凤的孔子，心虽神往，身永不能至，伟大理想只得化为后世信徒的愿景。后世信徒为了彰显理念，表达决心，在克己复礼之前冠了两句话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正是这两句掷地有声的话，使儒家的金色玉振，千百年深入人心，浃骨濡髓，荡涤不去。至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玄之又玄的林副统帅为何在那个喧腾的年代躲在一个旯旮里将这儒家的精典语录手书为座右铭，又竟然拖累百世素王、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在一个世纪内遭第二次劫。由此看来，悠悠万事，何为最大？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在这消费主义如水银泻地的时代，勿用置疑，忧贫的人胜于忧道的人远矣，无论生活在何种制度下的人们克己复礼肯定顾不上。从这个意义说，前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给出的悠悠万事，项目最大答案，虽算不典雅纯正，也还明白晓畅；虽算不上陈义高远，也还光鲜体面。要是放在那个“不换脑袋就换人”的年代，还挺醒目的，说不定中个彩，成为飞黄腾达之缘起，就是在他没倒之前，那些妙笔生花的“御用”文人也会生拉硬套与发展是硬道理的伟大哲学挂起钩来，使李大伦这一“官文人”的品牌增值不少。

湖南有句乡谚，“做人做事要经得起正反两面翻晒”。李大伦的伟大理念的破产正缘于经不起翻晒。李大伦所犯之罪完全证实了老百姓对这个项目书记的腹诽，这个几乎无项目不与的一把手，念兹在兹的项目书记所力求的项目开发并不是用来满足人民利益的诉求，而只是自己当官发财的道具。更离奇的是在以李大伦为首的班子里出了一位“三玩市长”雷渊利，雷市长为了兑现小蜜一诺，在小小的永兴县花了2700万（其中每个乡摊派100万）盖了一座“人民在会堂”，不但知己的胭脂钱有了着落，私生子培养基金有了来源，升迁的政绩也有了形象代表……项目啊，项目，今天有多少罪恶假你而行；有多少苦难伴你而生，这不仅在郴州有大量的实证，在其它地方也可俯拾皆是的例子，大学可谓圣洁的殿堂，可近段时间湖北有6名大学校长、30多名中层被拿下，绝大部分因染指项目而起；刘成弟，只不过四川泸州的一小吏，只因掌管项目，换手抓痒，敛财近亿竟无法可治，……项目，项目，你让多少人心驰神往，让多少人茶饭不思，以旨酒名馔作比还差味道，以妙曼青娥作比尚缺颜色，你让无数英雄折腰，也让无数英雄奋起；你让无数豪杰腾飞，也让无数豪杰折戟；你让无数百姓陷于苦难，也让无数丑陋贻笑子孙。项目，项目，你这个飘浮在中国上空的幽灵，带给人的是惊喜，还是恐惧？你造福的是普罗大众，还是成就了一小撮腐败分子？

我生在一个“悠悠万事，改革最大”的年代，自然深鄙司马光批评王安石“生事”，有了阅历，翻了几本史书之后，觉得王安石确是浊世独醒的觉悟者，司马光未必不是时代心有灵犀的解人。古代昏君最遭人不齿的三大恶嗜巡幸、土木、用兵，土木次第为二，看来土木之事（即现在的项目开发）不可不慎，帝王好土木自然易劳民伤财、减损国力；倡奢侈之风，散朴素之原，而当今贪渎之辈好项目之事，除此之外，还有窃国家财，盗百姓力，花子孙钱，造万世孽等系列危害。而在我们这个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里，不但有层出不穷的顺手牵羊的肥己之辈，也不乏“生事”大兴土木专为贪脏而来巨奸大恶，这样的时候，大兴土木，岂不更可怕？

当今，单位不在大小，凡属国营，文案无人愿干，做项目的事人人去抢成为普遍现象，通过人事改革来控制项目成为惯用手段。这为何而来？是人人口中不说，心里透亮的事。今夕何夕，今人何人，岂能听人忽悠一嗓子，“悠悠万事，项目为大”，就不加辨析地给他贴上代表人民利益、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标签？

■作者：本报评论员 黄晓慧
■文章来源：亚太经济时报第17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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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成为新时期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会议重申：“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重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显示出中共全党已达成普遍共识，即在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科学理性地剖析矛盾，准确把握社会不和谐产生的原因，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本质特点。尽最大的努力接近公平正义，是民主法治社会永恒的不懈追求。目前一些明显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说明我们的改革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公平正义，确有从理论上反思的必要。但是，某些反思令人失望、令人警惕。有观点认为研究法治、宪政、正义、公正之类的传统概念是过时的，是“自我限制”，“是目前法学研究的弱点”之一。用经济效率和经济博弈解释衡量一切成为“开拓理论法学的研究视野”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我们谨记鲁迅先生“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的教诲，不作此举是为权贵及利益集团张目的恶意猜测，只想指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犯了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

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确是个古老的传统话题。一种能够保障基本社会公正的制度环境的确立，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对公共事物的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而民主法治是提供这一机会的最好政体。民主法治下的社会更能趋近公平正义，更能有助稳定和谐，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既是先哲们历经数千年理论求索的结果，更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检验的成果。然而，数千年唯儒学独尊的历史，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完全与法治背道而驰的人治之路。由于没有对法治的真正内涵作透彻的分析，我们对法治的理解还十分表面肤浅，可以说是尚停留在字面上。我们的法治实践还仅仅体现在名义上，一不留神就又回到人治的轨道。由于没有对实现公正的具体制度做细化研究，我们对公正的理解还十分混沌初泛，可以说是尚停留在原则上。我们的趋近公正往往是趋近平均，一不留神就又回到平均主义时代。由于没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混淆了公正与平均的概念，我们的改革仅仅关注效率，一不留神就走极端，效率取代了公正。

波斯纳将经济分析方法引入法律领域，的确是给整个法律界带来了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并非是抛弃法治、宪政、正义、公正等法理学传统概念的另起炉灶，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阐释一个有关正义的理论。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意义上的“革命”，是在民主法治格局已成定势的背景下，将衡量社会是否更接近公平正义的标准细致化、精确化。这一理论将正义与经济效率联系在一起，提出正义的问题事实上有一个经济上的标准，而非法律或道德上的。法律体系的运行，即法律的创制、适用和执行，可以用经济效率的概念来理解和评价。该理论认为社会正义、政治和法律安排可以由福利最大化的概念来决定，法律的创制和适用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某些学者曲解的“社会总量的最大化”标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标准，唯GDP标准。

毫不顾及法治文明发展的不同进程，以初级阶段机械类比成熟阶段，只能推出荒谬的结论。也许人世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公平正义，但是，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的公正程度，最大限度地接近公平正义是民主法治社会永恒不懈的追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旨，是哲学社会科学永不过时的研究课题。